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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1年7月，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处普通民宅内，毛泽东、董必武等来自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，开始筹备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。
没人能预料，这次人数不多的会议，后来会与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紧紧相连。
当时的中国，军阀混战仍在持续，列强势力盘踞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，却没有解决国家积贫积弱、政局分裂的问题。
许多知识分子尝试过改良、共和和各种救国方案，结果都未能找到真正有效的道路。
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后，马克思主义逐渐进入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。
五四运动又让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，上海、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济南、广州等地相继出现共产党早期组织。
分散的探索，需要形成统一的组织。
1921年7月23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。
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13人：上海的李汉俊、李达，北京的张国焘、刘仁静，长沙的毛泽东、何叔衡，武汉的董必武、陈潭秋，济南的王尽美、邓恩铭，以及陈公博、周佛海、包惠僧。
会议期间，因受到法租界巡捕注意，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讨论。
船不大，议题却关系重大。
党的名称、纲领和组织原则，都是从这场秘密会议中逐步确定下来的。
毛泽东后来称这件事是“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”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13个人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。
有人牺牲，有人脱离组织，有人背叛革命，也有人在长期斗争中始终没有离开党的队伍。
若以坚持革命事业并迎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准，走到最后的两位代表，正是毛泽东和董必武。
毛泽东当时28岁，董必武35岁。
一个来自湖南韶山，一个来自湖北黄安；
一个长期负责军事、政治和战略领导，一个在革命政权建设、统一战线和法制工作中承担重任。
两人的经历不同，却都经受住了大革命失败、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考验。
董必武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，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。
大革命失败后，他根据组织安排赴日本、苏联学习。
1932年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，参与苏区教育、司法和政权建设。
有人问他工作是否太杂，他回答：“革命政权的事，哪一件都不能轻看。
” 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董必武参加长征。
长征途中，他年近五十，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已经属于年长者，却仍坚持跋涉。
到达陕北后，他参与干部教育和根据地建设，为培养党政人才做了大量基础工作。
这些工作不显眼，却直接关系到革命队伍能否持续发展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董必武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，曾参与处理复杂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事务。
抗战胜利后，他又投入解放区政权建设。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董必武参与筹备全国性政权，涉及人民民主制度、司法、教育和经济等方面，许多具体工作都要由他协调落实。
与毛泽东、董必武相比，其他代表的命运显得格外曲折。
王尽美主持山东党组织工作时积劳成疾，1925年病逝，年仅27岁。
何叔衡是13位代表中年龄最长者，1935年在长汀突围战斗中牺牲，时年59岁。
邓恩铭在山东坚持革命活动，曾多次被捕，1931年在济南英勇就义，年仅30岁。
陈潭秋则于1943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，时年47岁。
他们没有等到胜利，却把个人生命交给了尚在艰难起步的革命事业。
陈公博、周佛海后来脱离共产党，并在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日本侵略者，成为历史上的反面人物。
张国焘在革命道路上发生严重分歧，最终离开队伍。
李汉俊、李达、刘仁静等人的人生也各有变化，早期共同参加会议，并不意味着此后始终走在同一条路上。
1921年南湖游船上的13位代表，像是同一张历史照片中的不同身影。
有人以牺牲完成选择，有人因动摇改变方向，有人长期承担建设性工作。
毛泽东和董必武能够坚持到1949年，不只是因为参加过中共一大，更因为他们在一次次重大关头都作出了继续革命、继续承担的选择。
1949年10月1日，董必武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与毛泽东等人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
距离上海那间会场，已经过去28年。
那时参加会议的13位代表，最终只有他们二人仍以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份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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